杜重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。他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民家庭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时在沈阳创建肇新窑业公司，曾任奉天省(今辽宁省)总商会副会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，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，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。在上海，他结识邹韬奋、夏衍、胡愈之等，成为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周刊》的撰稿人；还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，提倡“国货工业，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”。
1933年7月，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，《生活周刊》实际由胡愈之主持，到年底遭国民党政府查禁。杜重远不畏强暴，决定要使《生活周刊》得到“重生”，他带领《生活周刊》原班人马克服各种困难，迅速在沪筹办《新生》周刊。
《新生》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问世，其发行人、主编为杜重远，实际由艾寒松负责编辑、徐伯昕负责发行。杜重远在《新生》周刊的《发刊词》中写道:“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，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，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有深刻的了解；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，有切实的认识，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。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”；并表示，“本刊不顾艰困，不辞劳瘁，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，以求实现中国民族的新生。”
《新生》周刊系16开本，每期均以时事图片做封面，销量很快达到10万余册。作为一份综合性政治时事刊物，它开辟有“专论”、“时事问题讲话”、“国际问题讲话”、“国内通信”、“国外通信”、“杂文”、“人物传记”、“青年园地”、“街头讲话”、“读者信箱”等20多个栏目，主要作者有邹韬奋、胡愈之、毕云程、柳、李平心、章乃器、曹聚仁、陶行知、萧乾、周建人等。该刊的许多文章都强调国难意识，鼓动团结抗敌，而杜重远撰写的“老实话”更是击中要害，如他在《辟邪说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日本侵略中国，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预定的国策。60年来有时送出甜蜜的糖果，有时拿出苦辣的毒药，或柔，或刚，或急，或缓，虽运用方法不同，而节节进攻，时时压迫，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终不变。”正因如此，日本侵略者对杜重远和《新生》周刊大为恼火，一直视之为眼中钉。
1935年5月4日，《新生》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易水(艾寒松)的《闲话皇帝》一文，泛论中外君主制度，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:“日本的天皇，是个生物学家，对于做皇帝，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，一切的事情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……日本的军部、资产阶级，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。上面已经说过:现在日本的天皇，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，假如他不是做皇帝，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，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，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，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，在学术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”日本驻沪领事馆马上借此进行挑衅，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。
6月7日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约见上海市长吴铁城，递交了一份照会，宣称《闲话皇帝》“侮辱天皇”、“妨碍邦交”，必须为此“向日谢罪”，并“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”、“处《新生》作者、编者徒刑”等。同时，在上海调兵遣将，进行武力威胁。国民党政府忙于“剿共”，对此不敢拒绝，很快发布《敦睦友邦令》规定:“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，处以妨害邦交罪”；慑于“友邦惊诧”，又训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，撤换公安局长，查封《新生》周刊社。《新生》周刊出至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便遭禁。
紧接着，就是“严惩编者”。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沪，劝艾寒松转移，自己出面应对。法院传唤时，杜重远申明《新生》周刊是经正式登记的杂志，且每期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审批，所以编者不应承担责任。办案者一时无话可说。
7月9日，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(设于上海)开庭。杜重远的辩护律师吴凯声义正辞严地指出，《闲话皇帝》纯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各国政治的小品，作者对日本天皇亦无个人恩怨可言，根本没有诽谤之意，也不存在任何“损害友邦元首名誉”的问题。法官只问了几句话，便退入内室“集议量刑”；在日方的压力下，仅隔片刻法官便以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”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，并不得上诉，立即送监执行。这时，杜重远怒火满腔，大声喊道:“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！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！”法官看到庭内群情激愤，慌忙夹着皮包溜之大吉。
几乎在“《新生》事件”发生的同时，上海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谈到新近美国《摩登社会》杂志曾刊登画家格罗泊的讽刺画，画面是日本天皇拉着一辆炮车，车上载着“诺贝尔和平奖”证书，意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，实则穷兵黩武；日本外务省认定这幅漫画侮辱了天皇，就出面进行“严正交涉”，美国政府宣称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，画家则说此画本为谴责军国主义势力而作，日方因无奈而只好不了了之。这件事与《新生》周刊一案相似，结局却大相径庭。
所以，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“后记”中说:“《新生》事件”发生后，国民党政府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，那雷厉风行的办法，比对于‘反动文字’还要严:立刻该报禁售，该社封门，编辑者杜重远……判处徒刑，不准上诉的了，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，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，墙壁上贴满了‘敦睦邦交’的告示”。这深刻揭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卑躬屈膝。
（临组荐自人民政协网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