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耆自义和团事件后与日本浪人头目川岛浪速结识并成为“莫逆之交”。川岛对善耆在政治生活上的影响很大，尤其是清帝退位以后善耆的“政治生涯”几乎受到川岛的操纵。善耆之女金璧辉也被川岛收养，取日本名为川岛芳子。川岛浪速何许人也？他和善耆又是如何结成“莫逆之交”的呢？
川岛浪速1865年出生于今日本长野县松本市，1882年考入日本旧外语学校中国语科学习，并于1887年首次来华。在中国他化装成乞丐，在上海刺探军事情报。八国联军入侵时，川岛被日军总司令福岛安正聘为翻译官来华。日军入京后，对北京内城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以北的区域实施占领，将其“军事警察衙门”设在顺天府内，任命柴五郎为“长官”，川岛为“警政事务官”。
慈禧西逃后，紫禁城内还留有6位皇妃、二百余名宫女和太监、2000人左右的守卫部队。德军因为其公使克林德被杀，在景山架了6门大炮，准备炮轰紫禁城以示“报复”。
甲午战争之时，日本曾因为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被西方列强所“谴责”。虽然在义和团事件中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也被杀死，但日军为了把自己打扮成“现代文明国家”的军队，同时为了向中国表示“不需破费的善意”以消除甲午战争掠夺造成的不良影响，坚决反对炮轰紫禁城。川岛作为交涉者到景山找到德军指挥官沃斯，告诉沃斯说:英法联军曾经焚毁圆明园，此举至今还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。紫禁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，其价值远远超过圆明园，如果将它“变成尘土，阁下要背上一生的污名”。沃斯答应给川岛48小时的期限以劝说紫禁城守军打开城门。
川岛立即赶赴神武门，说服守军在“联军”不伤害人员、不损坏宫内物品的条件下，于第二天打开东华门将紫禁城“和平移交给联军”，由日军把守紫禁城各门、负责“维持秩序”。次日，紫禁城守军被迫同意川岛的“建议”，打开了东华门。由日军把守各宫门，川岛则负责守卫宫内、清点登记财产宝物、保护建筑。尽管这种做法被各国接受，但在日军的表面文章背后，仍然给紫禁城的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。
川岛浪速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，担任了日军占领区军事警务衙门长官柴五郎的副手，负责占领区内的治安，并将日本式警察制度带进了日占区。为了培训中国警察，川岛建议设立警务学堂的建议被采纳，1901年4月，学堂在北新桥的旧兵营设立，川岛为学堂总监督。同年7月，《辛丑条约》缔结，“联军”撤离北京。这时的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，庆亲王奕与李鸿章约见日本占领军头目山口，提出“为了继续日军建立的警察制度，欲借用川岛浪速先生”，并许诺赐予“二品客卿”的待遇，给予“赏罚、经费的全权来担任朝廷官吏的指挥监督”，“委托维持京城治安”。川岛浪速遂以“二品客卿”的身份常驻北京，并逐步结交各位王公大臣，自我标榜“全心全意帮助清政府改革”。实际上，川岛开始详细探察清廷政局，将其上报给日本陆军总部，同时以北京为基地，向中国内地特别是现在的中蒙、中俄边境一带派遣特工人员，收集清政府与沙俄的军事情报，进行间谍活动。
在“八国联军”逼近北京之时，善耆正在家中丁忧守丧。在得知慈禧挟光绪出逃后，善耆不顾“守丧之礼”与生母病重，连夜追赶，企图说服光绪回京“主持政务”，却遭到了慈禧的斥责。到大同后，慈禧即命善耆回京察看情况。善耆回京后，发现颐和园等处遭到“联军”的劫掠，但紫禁城却完整地被保护下来，又了解到川岛浪速曾经到紫禁城说服守军“和平”移交并且在日占区内建立的“近代化管理制度”，开始对川岛产生了兴趣。
1901年的一天，善耆带着瑞徵拜访了川岛。川岛则在第二天到东单二条善耆当时的住所回访。川岛看到善耆的住所出乎意料的简陋，对善耆说“深表同情”。善耆则回答说:此次的大乱和遭受“八国联军”的侵略完全属于清政府的“自作自受”。虽然遭受此大难，但如果可使清廷统治者醒悟且发奋图强，“应为国家庆贺”；同时说如非这场大乱，则无法结识川岛浪速等“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”。川岛则称赞善耆是“非凡之人”。
由此善耆和川岛开始了交往。川岛协助清廷“维持京城治安”之后，直接隶属于善耆主持的工巡局，掌管工务及警务治安。工作往来使两人经常接触。另外，川岛对善耆投其所好，也是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的重要原因。首先，川岛通过与善耆交换对世界局势的看法，在对亚洲局势的分析上逐渐达成了“共识”。如，善耆错误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，凭借紫禁城被日军“保存”这一点，就盲目认为当时世界上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“白人帝国主义诸国”，而非“黄种”帝国主义的日本。他认为，在这些白人帝国主义诸国中，对清王朝威胁最大的当属俄罗斯。因为清王朝二百余年来一直受到俄罗斯的侵略威胁。而对抗“白人”侵略的方法是与“同为黄种人”的日本提携。善耆说:“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颓势固非易事，若非中日两国提携，终难达亚洲复兴之目的”，中日两国，“若能长短相补，中国因日本之强而得到庇护，日本因中国之富而得到补给，则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亚洲，抵御白色势力上绰绰有余。”虽然善耆意识到为争夺中国日俄之战在所难免，但他却认为:如果日本战胜沙俄，清王朝还能“保全”。
善耆的看法与川岛把沙俄看成日本在中国东北、蒙古地区扩张的最大敌人、志在中国建立“防波堤”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相似点。因此川岛对善耆表示“赞同”。在善耆的帮助下，川岛在我国东北、内蒙地区从事间谍活动，获取了大量情报。同时，川岛等人通过善耆的介绍(善耆之妹嫁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)，将日本人河原操子等安插在蒙古王公府内做“教师”，使各王公府邸成为了日本间谍实质上的情报站和联络点。
除了对“白人”、对沙俄思维上“接近”外，川岛接近善耆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善耆急于改革的心态，向善耆献计献策，以达到接近善耆的目的。这种方法也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善耆曾对川岛说:清王朝已如同“腐朽糜烂之屋”，“必须全部拆解，由根本上进行重新建筑”。但“余生于大清之家，谋求保全中国的同时，有义务维护大清之命运”。川岛则表示“甚为钦佩”，并经常帮助善耆谋划。在善耆任工巡局管理事务大臣兼步军统领期间，曾企图撤销步军统领衙门。这种“激进的改革”马上遭到了廷臣们的非议。最后以善耆遭到罢免而结束。在被免官以后，川岛很快造访了善耆，对他说:“见官报得知王被革职，特来为殿下祝贺。”善耆沉思了一阵，紧紧握住川岛的手说:“多谢多谢。”川岛则趁机进言说:“曾向王建言，须以航海之数驾驭，但殿下未悟事以兹此，然而其乃为殿下适宜之活教训，殿下之大志从此成功也。”善耆说:“正是。天赐余极好休养之时机，从此专心读书修心也。”从此越发将川岛视为知己。
1912年2月12日，清帝宣布退位。在此前13天，袁世凯、赵秉钧等人已经派兵控制了北京，并派人监视、包围了各王公大臣府邸。反对退位的善耆看到大势已去，又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，遂决定逃离北京。在此情况下，善耆的“老友”川岛浪速向善耆建议去东三省以图“恢复”。而张作霖也曾经与善耆有过密议:如果朝廷有难，张在东北举兵勤王。因此善耆接受了川岛浪速的建议，于1912年1月31日离开北京赶赴东北奉天。但实际上，川岛每天都打电报给日本参谋本部，报告善耆的行踪。其结果是善耆由前门乘火车到达山海关时，前方的铁路桥被日本人有计划地炸毁，无奈只好改乘日本军舰到日本控制下的旅顺去过被日本“保护”的生活，家产则被川岛一点点骗光。
虽然善耆与川岛浪速在结识期间有着较为一致的思想基础，表面上建立了合作关系，但两人的动机与目标有着巨大的差别。川岛为了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攫取我国东北、内蒙，利用了善耆企图“中兴”清王朝的心理，策划了善耆去东北并让他挂名指挥“满蒙举事”，企图在那里建立受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，阴谋分裂中国。而善耆由于看不清世界发展的潮流，始终未能从“复辟祖业”的虚幻中清醒过来，直到最后也没能看清川岛的“友情”。
（临组荐自人民政协网）
